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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被日本虏去的国宝难以计数1945年8月15日正午，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，接受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，实行无条件投降，结束战争。10月，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，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”（简称“清损会”），以调查文物被掠和损失的情况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，清损会编写出《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》，记录被劫、遭毁的公私文物共计3607074件又1870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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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 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掠夺中国财物。供图／秦风工作室然而，不论从调查所花的时间还是覆盖的地域来看，这个结果更接近于一个粗略的统计。即便如此，和如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的日本归还文物相比，这已是天文数字。此后，清损会再编写了一部《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》。1947年4月，存在不到两年的清损会结束工作，中国驻日代表团承担起追讨文物的具体工作。台北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些身份特殊的稀世珍宝，它们有个共同特征：都被贴上了“中日”编号，比如白玉壶、翠玉屏风、双佛并坐石像……对中国近代史只要做稍稍了解，就能猜到“中日”编号的含义——它们即为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返还之物。比如双佛并坐石像，是研究渤海国历史的重要资料。日本侵华时期，日本学者以伪满洲国的名义，在东北地区非法发掘我国文物，这件石像便随之从吉林省渤海国遗址内被悄然盗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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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 北朝时期的双佛并坐石像。

石像主尊为二佛并坐于方形台座上，身着交领僧衣，外披双肩大衣，衣褶为圆弧平行排列，具有典型的6世纪北朝风格。二战结束后，这件石像随日本第5批归还文物回归时，背光和脸部都受到了损伤，看起来颇为沧桑。在博物院，和这件双佛并坐石像一样幸运回归的文物，总共1275件。除此之外，台北历史博物馆也藏有一些日本返还文物。然而，和仍然流落日本的那些数量庞大的文物相比，这些“幸运儿”实在少得可怜。

日本侵华之际究竟劫掠了多少中华瑰宝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早在甲午战争之前，日本帝国博物馆馆长九鬼隆一就制定了《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》，将“战乱是获得宝物的绝好时机”统一为共识，并借助军队，为抢夺和运输提供便利。经过日本长年的刻意掠夺，中国被日本虏去的国宝难以计数，统计工作之难可以想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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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权之难：盟军总部苛刻的追讨规则-

在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有一件翠玉屏风格外引人注目。作为馆内唯一的一件折叠式屏风，它的颜值也颇高，精致的黄杨木木雕框架中，镶嵌着一块块碧玉薄板，散发出碧玉特有的“白底青”光辉。极尽奢华细致的雕工，让这件国宝级文物有一种楚楚动人之美。若加上失而复得的特殊经历，它便更令人珍惜。

这件屏风原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献给慈禧太后的寿礼，1941年汪精卫代表南京伪政权出访日本时，作为礼物“赠送”给日本天皇。然而，这样一件国宝级文物，居然被清损会遗漏。1947年，中国驻日代表团下设的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（简称“接委会”，下同）成立，不久后，就收到了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刘子健送来的一份资料。看了这份资料，他们才得知，还有这样一件国宝沦落日本。然而仅凭一份资料，接委会很难拿回这件珍宝，必须带着完备的证据，提交驻日盟军总部核实。如果没有证据证明“我的是我的”，所有的追讨工作都将陷入僵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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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 翠玉屏风：被汪精卫出卖的国宝。关于这个办事流程，需要做个说明。日本战败之后，驻日盟军总部对日本实施了军事占领，在处理日本战后赔偿和返还问题中，具有举足轻重的权力。按照规定，中方的维权之路，要服从盟军的利益，不得越过盟军总部，直接向日本方面追寻或调查。而盟军总部对日本政府所下的训令是：“仅令陈报自七七事变以后劫掠的财产。”对此，中方当然反对，清损会就曾提出，希望要回中方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自中国劫去的一切文物。

但是，直到清损会工作结束，也没有等到盟军总部的答复。即便是“七七事变”后被劫夺文物的追索，盟军总部的规定也十分苛刻。比如，中方在申请归还被劫文物时，要提交书面申请、填写相关表格，要附加各项文物的质地、颜色、尺寸、照片，还要说明被掠夺于何时、何地，甚至要提供物权证明、劫夺人姓名，或劫夺部队的名称番号！学者王世襄是赴日追索被掠文物的代表团专员，他说，盟军总部的这些规定，几乎不可能做到。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追索的难度，成为中方追讨工作中遭遇的“最大困难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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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 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宣布判决的情景。日本向被侵害国返还包括文物在内的财产，是审判战犯之外的又一个重要议题。

盟军总部之所以如此规定，也有“情非得已”的原因——盟军总部主要由军方人士组成，虽然有相对专业的文官和专家协助，但是在涉及文物的专业性问题时，仍力所不殆。由于涉及文物数量难以计数，归属问题难以分辨，盟军总部为了降低成本、提高效率，同时减少法律争议，就忽视了被侵害国在执行这些规定过程中遭遇的困难。

可见盟军总部对于中国被掠文物返还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不足。相较于审判战犯、重建日本政府、恢复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等工作来说，被侵害国的赔偿和财产返还工作，始终排在靠后的位置，而文物返还又从属于财产返还之下，重要性不仅不如船舶、机器等资产，甚至不及贵金属与宝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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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 汉代香具灰陶博山炉，造型古拙，器物完整，属于日本返回文物中时代较早的精品之一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此外，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，也左右着文物赔偿的进展。抗战结束之际，中国文教界一度对盟国寄予厚望，认为中国作为战胜国以及受害者，理应拿回被日本掠夺的文物。但是，以美国为主导的盟军总部却另有打算——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，他们更希望看到一个各国力量平衡的东亚。日本战败之后，美国人转而担心中国会因此崛起，因此不断给中国“添麻烦”，反而更加照顾日本的利益，希望日本能够维持相当的经济生产水平以制衡中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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戛然而止，人间正道是沧桑-

尽管困难重重，但就汪精卫“赠送”的这批国宝而言，中方还是幸运的。就在接委会的工作停滞不前时，一日，中国驻日代表团顾问吴学义竟在坊肆寻得一本画册——《“汪主席”访日画刊》，里面恰好刊出了这扇翠玉屏风的照片。中方终于取得确凿证据，为追讨工作打开新局面。这本画刊里刊载的其他图片进一步显示，汪精卫同时“赠送”日本天皇的物品里，还有一对绿玉大花瓶，另外，还赠送给日本皇太后一个有盖的白玉花鸟壶。接委会立刻派人接洽盟军总部，但是，仍然吃了闭门羹，得到的答复竟然是：这些贵重物品是（汪精卫的）私人物品，还是国宝？需要再次拿出证据。如果能够证明是国宝，仍然需要中方提供它们如今的存放地点。如此，才能核办。

已经看到希望的追讨工作，再一次陷入僵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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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 日本归还的明成化彩方尊，造型古朴大气，仿青铜器而来，材料却是当时流行的彩瓷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好在刘子健并未放弃，经过多方查询之后，终于探得这些文物的下落——它们竟然就存放在盟军总部劫获的物品仓库里！日方负责天皇藏品的宫内省，早就将这些宝物交予盟军总部，只是盟军总部未予处置。刘子健还想方设法获知了这些物品的库存编号。接委会据此向盟军总部提出质询，盟军总部这才松口，不再坚持索要证据。1948年2月12日，在接委会第4次正式发文索还之后，经过十几日的等待，盟军总部终于答应归还这批文物。3月11日，中方代表和盟军总部将各个物品一一点验。所幸，这批文物全都完好无损。

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，与翠玉屏风有类似遭遇的，还有58轴缂丝古画，伪满洲国“送给”日本天皇的乾隆皇帝墨迹四大册、宋坑端砚二方、象牙塔一座、象牙球一具等，“送给”日本皇后的翡翠戒指及珠钻镶金手镯一只……无一不是历经波折才被追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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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清晚期象牙雕九层塔，为伪满洲国“赠送”日本天皇的礼物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然而，中国考古界最为关注的北京人头盖骨就没有这么幸运。自从1929年被发现以来，北京人头盖骨就被视为稀世珍宝。随着战争形势日趋严峻，1941年12月5日早晨，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两只木箱，从北京运往秦皇岛，准备坐轮船运往美国保存。谁料，3天之后，珍珠港事件爆发，秦皇岛的美国兵营被日军占领……1945年日本战败后，索回北京人头盖骨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，考古学家李济作为中国使团的高级顾问，一直致力于寻找头盖骨的踪迹，并多次向日本政府索要。日方则宣称，已经将掠夺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移交盟军总部。此后，中方到处查询，却始终没有找到，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，至今不知去向。

1952年，随着盟军司令部使命的完成，中国的对日索赔工作也被迫终止。作为一个战胜国，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为何就这么难？除了前述的国际形势与盟军立场外，其实还有更多的“玄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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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清乾隆墨迹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

首先，这项工作本身就难度巨大。在14年的侵华战争中，日本无论是国家、军队，还是士兵个人，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文物掠夺，中国在战后短时间内统计损失，本身就面临巨大挑战，而只运行短短不到7年的盟军总部，同样难以完成全部的追讨工作。其次，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，中国驻日代表团内部也发生了变故。1949年，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，次年，时任“中华民国”驻日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明被解职，此后代表团中思想进步的吴文藻、谢冰心、吴半农等人脱离国民党政府，从日本返回中国大陆。驻日代表团在内战的影响下，几乎处于瘫痪状态，严重阻碍了文物追讨工作的进行。马伯庸小说《古董局中局》里曾描写了这样一个情景：日本“支那风土会”为了便于从中国掠夺文物，制作了一本中国的文物清单——《支那骨董账》，试图将中国的文物一网打尽。现实中的情况往往也是如此，抢劫者只需要一份名单，维权者却必须要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，调查、追索、实施返还，每个环节都耗费巨大的成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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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 唐代“宝庆寺塔石刻造像”。晚清时期日本人冈仓天心和早崎梗吉从中国西安宝庆寺盗购的。图为其中一件“如来三尊佛龛”。摄影／苏李欢漫长的追讨之路，写满了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的意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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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点文物：少量精品与巨大损失-

从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，日本政府分七批陆续归还了109箱掠夺自中国的文物。第一批4箱，从日本运至南京，后又被国民党运到台湾；其余105箱则从日本直接运往台湾。总体而言，日本归还的文物，除书籍外，仅有大约2000件，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台北历史博物馆。

在这七批文物中，值得一说的是第一批的4箱，其文物最具价值，其中就包含追讨回的汪精卫“赠送”给日本天皇的那几件国宝。而且，它们差一点儿就可以留在大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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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现存于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的“鸮尊”。从1948年底开始，国民政府开始将文物分批迁台。1949年1月30日，海军部指派“昆仑号”运输舰搭载的一批文物正要起航，由于临时容纳了太多人，挤占了文物的放置空间，导致原本押运2000箱文物的计划，被迫改为1244箱。这时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派人送来4个大箱，并一再嘱咐，箱子里装的都是经过艰苦抗战才得以收回的珍贵文物，一定要把它们运走。可是“昆仑号”已经下令封舱，筹备处的索予明再三交涉，才获得了副舰长褚廉方的支持。褚廉方下令拆掉了一间长官室的桌椅，4箱文物终于放了进去。褚廉方曾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4箱文物上船后的情景：“唯因木箱体积颇大，致使通道阻塞，使官兵在工作及生活上，均极感不便。”这4箱文物，最终被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，代表了中方从日本追讨而回的文物的“最高水平”。相比之下，其余六批的105箱文物中，真正有价值的很少，有些看起来都算不得文物。例如，第5批归还的25个箱子里，多为辽阳汉墓中出土的陶质器皿，但是大多已经破碎，完整器很少；第6批归还的10个箱子里，主要是山东曲阜汉灵光殿址出土的砖瓦残片；而第4批归还的10个箱子里，除了一些琉璃瓦人像、浮雕石块，就只有一尊铜鼎。而这尊铜鼎有着怎样的身份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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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 曾伯克父铜盨是2019年中国从日本成功追索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中的一件。国家一级文物，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。摄影／泓伊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南京，曾利用一座兵工厂内的原料铸成一尊铜鼎，第二年铜鼎被运到东京，供奉在靖国神社，鼎身上赫然镌刻着侵华战犯冈村宁次的铭文。如今，这尊大鼎矗立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“行政大楼”前，曾经的铭文被铜片遮住，代之以孙中山先生的“博爱”二字。从侵华见证，到博爱大鼎，这个在日本归还的文物账册名录上被登记为“中日铜一号”的大鼎，虽然并非古物，却有格外的意义。

不过总体而言，日本归还的所有物品中，不但有价值的不多，而且就价值度而言，也以明清品居多，唐宋时代的精华多数留在了日本。据“清损会”估算，我国古迹文物损失总价为988.5万元法币，但最终归还的古物尚不及“清损会”估计的一成。1945年，美国赔偿专使鲍莱曾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透露过一个信息：日本天皇裕仁私人珍藏的古董，估值高达25亿日元，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。但很可惜，这些几乎都没能索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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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在追回国宝的过程中，麦克阿瑟从中作梗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“中日”号藏品，代表了在短短的几年里，中国在追回被日掠夺文物的最大努力。而这些努力和日本人有计划、长时期、大规模的文化侵略与掠夺相比，又显得远远不够，留下的历史遗憾，竟再也无法弥补。尽管，在盟军总部确立的战后返还文物工作的基本准则里，为我国继续向日本追索战争期间被掠文物奠定了法律和道德基础，即：战争期间日本对文物的掠夺是非法和不道德的，必须返还所有者！但是，这个准则就像水中月，镜中花，可望而不可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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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文来源参考：《中华遗产》2023年04期

《从日本归家：艰难的文物追索之路》，撰文/董晓君，供图/台北故宫博物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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